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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鸭子的故事

父亲影集的第二页，贴的是一群鸭子的照片。那时候，我们在地图上看见有一个叫“天鹅湖”的地方。我们就带著父亲去了。我们在一片无边无际的玉米地里开了三个小时的车，然后，就钻进了这片树林。没有风，一根根老藤静静地从树枝上挂下来，象还静止在远古的时间多年不刮的胡须，非常祥和地垂到满地的腐叶上。我们找到了这个“天鹅湖”。湖里其实并没有天鹅，却停了满满的一湖鸭子。一个挨一个，远看密密麻麻，象一个个灰色的小跳蚤。我们的狗想到湖边去喝水，一湖的鸭子突然吼叫起来，象士兵一样朝我们的狗列队游过来，保卫它们的领域。父亲哈哈大笑，拍了这张鸭子的照片。

在这张照片底下，他写了：“鸭子，上海浦东的鸭子是长江污染的证明。”

从七十年代末起，人们发现上海浦东，崇明岛一带肝癌的发病率非常高。父亲有个很好的研究生，叫黄成，是孤儿。父母都得肝癌死了。父亲时常给他一些零花钱。他们家有兄妹五个，相亲相爱，住在上海浦东地区。这个研究生读书期间，大哥也死了，还是肝癌。人们不知道原因。父亲就带著几个研究生开始了调查，研究为什么上海浦东地区肝癌发病率高。

父亲选择研究在长江下游生活的鸭子。那一段时间，不停地有一些鸭子被送到我们家来。家里小小的厨房，全是鸭屎味。我和弟弟踮著脚，捏著鼻子到厨房去找零食吃，什么油球，麻糕上都带著鸭屎臭。我妈跟我父亲吵，叫他把这些鸭子弄走。我父亲说：“弄到哪里去，总不能弄到大学办公室里养吧。”

后来研究鸭子的结果出来的，上海浦东，崇明岛一带的鸭子活到两年以上的多半都得了肝癌。结论很明显：长江下游水质严重污染。

1989年我父亲带著一个黑皮箱，去美国参加“国际水资源环保大会”。我和他的研究生黄成送他上飞机。他的黑皮箱里装著详细的长江下游流域水资源污染状况的证据和研究报告。父亲身穿著崭新的西装。那西装的裤腿高高卷到膝盖，脚下还蹬著一双解放鞋。我和黄成要求再三，要他把西装的裤腿放下来，换上皮鞋。他说：“我整天在长江水里泡著，就习惯这样。”他就这样上了飞机。哪里象个教授。地道一个长江上的渔民。父亲半辈子都在长江上闯荡，象武打小说里的一条江湖好汉，替那些不能保护自己的长江水资源打抱不平。

父亲从美国开会回来，并不高兴。他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报告，谈完污染就谈拯治措施。我报告完了污染，别人就问：你们国家的拯治措施是什么？我没法回答。我们没有。”那会是在十几年前开的。那时候环境保护还没有被中国人当作一回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在八，九十年代是挣钱。人们热衷于把自己的小家装璜得漂漂亮亮。一出小家门，门庭过道再脏也可以看不见。谁还会去管如何清理那些流到长江里，让鸭子得肝癌的东西。

去年，我在一个偶尔的机会碰见了父亲的研究生黄成。他到美国来短期访问。我问他：你好吗？他说：我来之前刚到上海去了一趟。我的最小的妹妹得肝癌去世了。於是，我们俩都同时怀念起我的父亲。 黄成回忆起我父亲写过的许多论文，做过的许多报告。那些论文和报告早早地就把长江水生资源的污染与危机呼吁出来了。不幸的是，在父亲有生之年，中国的社会先是只重视与天奋斗,与地奋斗，把人对自然的无知夸张成统治自然的权威；后来，社会又变成了是只重视向天要钱，向地要钱，把人的对自然的讹诈当做是从自然得来的财富。父亲象唐佶柯德，带著他的“桑丘”--几个衷心耿耿的研究生，向社会--这个转起来就不容易停的大风车宣战，到死都一直在孤军奋战。



3。船的故事

父亲影集的第三页，是我们在卡罗拉多河划船的照片。我和弟弟怕父亲在美国寂寞，怀念他在长江上的浪漫漂泊，决定带他到卡罗拉多河上去划船。卡罗拉多河水是浅绿色的，我们的小机动船是象牙色的，父亲高高兴兴地戴著渔民的草帽，把西装裤腿高高地卷过膝盖，笑眯眯地架著方向盘，象是回到了老家。象牙色的小机动船在水面上滑过，溅起高高低低的水珠，象一只灵巧的溜冰鞋在晶滢的水面上划过一道白色的印子。我记得当时，有一只麻雀一样的小鸟飞来停在船头，我弟弟就喂它面包吃。小鸟并不怕人，居然大大方方地走到我们放食物的椅子上自己招待起自己来。父亲感叹不已，说：“这种人和动物之间的信任不知要花多少代才能在中国建立。我们江南的麻雀见了人就象见了魔鬼一样。”我当然是很能理解父亲的意思。单靠几个科学家是拯救不了中国的动物危机和环境污染的。父亲在开船，他让我把他和小鸟还有船都照下来。

父亲在这张照片下写道：“要教育长江流域的老百姓。”

上海浦东的鸭子证明了长江被污染了后，我父亲就长年在长江的水域奔忙。他和他的研究生半年半年地住在渔民的船上收集资料。我和弟弟当时还小，就想混上渔船，到长江太湖溜达一圈。放暑假的时候，父亲带我去过一次。我记得我去的那条渔船很小，睡在后仓里，连我的腿都伸不直。一泡臭尿得憋到天黑，才能把屁股撅得高高地站在船沿上尿。那时候正是渔讯，船白天黑夜在水上颠簸。我父亲他们天不亮就起来在渔民打到的鱼堆里乱翻。他们把一些鱼作成切片，放在显微镜下面看。说是有些鱼脊椎弯了，有些鱼身上带血点，还有些鱼数量大减。 我在船上，百无聊奈，吃了一个星期没盐没油的鱼煮饭。下了地，连走路都象只青蛙，只会一颠一跳。后来，我再没有兴趣混上渔船玩了。我弟弟还混上去过一次。那次他们去的是太湖，船也大一点。我弟弟回来连说：“差点淹死，差点淹死。”以后也再不要去了。但是我父亲他们却从来没有间断过，一年又一年，到鱼汛的时候必走。紧密关注著长江流域的各种水生资源变化。后来他们干脆租了渔民的船，跟著鱼儿到处跑。从长江下游，一直到四川重庆，从太湖,一直到陂阳湖。他们跑遍了长江流域，年年如此，不管刮风下雨。他们也收集长江流域变了形的鸟，有一只麻雀类的鸟长了三个翅膀，第三个翅膀很小，象小孩子衣服上被扯破的小口袋。我和弟弟看著好玩，父亲说，这种变异可能也跟污染有关。

后来，父亲在N大学的办公室里堆满了大大小小污染变形鱼和其它长江流域常见动物的标本。我有时候到父亲的办公室去，看见这么多被污染鱼和动物的标本，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父亲和他的同事，研究生讨论起这些被污染鱼和动物，一个个的表情如兵临城下一般凝重。可长江沿岸的造纸厂和印刷厂依然往长江里排含铅的污水；肺结核病院和精神病院依然往长江里扔废弃的药品。父亲他们这些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到底能干什么呢。我甚至嘲笑父亲：“您的污染鱼和动物不到威胁国家政权稳定的时候，您那些对策都不会有人用的。”

父亲依然故我地在长江上忙碌。后来我发现父亲这样做其实是为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父亲生命的意义。这种精神不可以用"献身"或"热爱"等形容词来描述。这种精神是一种冷静的理性，是一种负责任。是一种不仅仅对自己负责，而且对子孙后代负责，不仅仅对今天的发展负责，而且对人类所生存的地球的未来负责的精神。这是一种科学和人文的精神。为了这样一种科学和人文的精神，父亲和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忍辱负重，在最没有科学和人文精神的年代，做了许多直到今天，才被人们看出其重要意义的事情。